茅于轼：政府该花多少钱为人民服务

　　我们经常在讲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是有成本的。最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就是政府。人民需要政府的服务，所以愿意交税，用以购买政府的服务。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个服务?大家需要吃饭穿衣，这些是购买私人用品，不需要研究，每个家庭会作出决策，会尽可能合理地分配他们的收入，用于衣食住行以及旅游、教育等等。但是应该花多少钱用于公共服务，或者说合理的税赋应该是多少还很少有人去研究。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从九十年代初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将近20%,也就是说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五分之一用在了公共服务方面。以后应该是多少为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研究的人很少，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的困难，既有技术上的困难，也有政治环境上的困难。天则经济研究所在研究的技术方面作出了某种突破。

　　我们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开始讨论。假设有一条马路需要安装路灯，这路灯该不该装，从经济学来判断，取决于所花的成本和所得的效益的比较。如果成本太高，或者效益不大，就不值得装。成本比较容易计算，只要把要用的人工、材料等等的价钱计算出来就行了。难是难在效益如何测量。经济学家提出的办法是把这公共用品当作私人用品看待，了解各家各户对这路灯所提供的服务愿意出多少钱。可以预料，各家各户对道路所提供的服务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有的人家晚上根本没有人进出，也没有客人来访，他们的效益评价是零。有的人家有人要上夜班，很需要路灯的服务，他们的评价就高一些，更有的人家晚上有女职工出入，他们对路灯的评价就更高，愿意出更多的钱修路灯。更何况各家的收入不同，收入高的人家愿意多花钱买公共服务，而收入低的人家由于经济紧张，想多出钱也不可能。所以各家各户愿意出的钱数是很不同，又很难得知的。这就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难题。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没有用上述的经济学方法来决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路灯的问题一般是由居委会和地方政府协商决定。对于全国的公共服务问题一般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决定税收的增减。这样的结果显然过分粗糙。

　　能不能通过调查研究准确确定公共服务的合适水平呢?比如对每一个家庭做询问，你按照你们家的情况，愿意为路灯花多少钱?如果每个家庭都能说实话，这个办法应该是行得通的。然而问题就在家庭未必能说实话。如果只是调查一下，并不要求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一定会朝多里说。多一个路灯总比没有好。大家报的数越多，路灯越有可能安装起来，反正是别人出钱。但是如果每个家庭要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又会朝少里说，这样自己可以少出点钱，让别人多出点，搭别人的便车。结果很可能本来应该能安置的路灯因为大家报的数少了而建不成。所以用调查的办法有不说实话的问题。

　　北京东城区装备了一套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系统，将城市管理中涉及到的事项全部列入计算机系统。管理中心能够随时了解到本区内的状况,比如路灯亮不亮，马路上的井盖有没有丢失，交通信号灯工作是否正常，有没有乱贴小广告，有没有乱扔垃圾，小商小贩是否占用了马路摆摊等等。东城区内每时每刻都有人员在巡逻，发现情况立刻通过手机向管理中心报告。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刻指派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中心，这套系统投入巨大，但是效果也是明显的。现在的问题是居民是否愿意出资建设这样一套系统。或者说政府投入的钱是比老百姓享受这些服务所愿意出的钱多还是少。天则所通过大量问卷和访问，经过分析计算，得出回答，百姓所享受的福利增量超过了政府的投入。而且得出数字结果。

　　这些数字包括：由于东城区的数字化管理为本区55万居民以及大量外来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带来的新增福利每年至少为1.6亿元。而原来的城市管理体制每年有约一亿元的福利亏损。而且由于数字化管理提高了生活质量，每年还有1.6亿元的土地收益增量(因为环境改善而导致的房地产升值)。本成果是可以推广的。如果全国660个城市都采用管理新模式，每年可以带来1460亿元的总成本节约，和575亿元的福利增量，并且创造46万个就业机会。

　　我们国家正在向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建立友好型的生活、生产、学习和居住环境。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算合理，跟当地人民的人口密度、收入水平、原有基础等等有关。天则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