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羞辱性处罚必须慎之又慎

　　我们经常说处罚具有威慑作用，不仅仅威慑被罚的人不要再犯，也威慑周围的人要引以为戒。所以小时候，经常被父母指着电视剧中被处罚的坏蛋教导，不要做坏事，否则就是那样的下场。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稍微往前再走一步就可能滑入谬误。

　　近日媒体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安江镇禁毒办工作人员对10户家庭的房屋，喷上了“涉毒家庭”字样。这么做的原因在于被喷漆的10户家庭均有家庭成员涉及重特大制贩毒案件，并且大部分家庭都有在逃人员。当地政府面临着沉重的禁毒压力，在经过当地村民的同意后，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震慑与教育作用。在舆论热议和批评下，当地政府意识到不妥，正在停止该种做法。

　　这种“一人犯错，全家担责”带有羞辱性质的惩罚，违反了法律上自负其责的原则。那么，对于一个触犯刑法的人是否可以适用一种羞辱刑的处罚呢？答案好像没那么简单。

　　在刑罚上，羞辱刑和名誉刑、丑辱刑经常被混在一起使用，主要指对犯罪人施加一种在道德上具有羞辱性质的处罚，这种羞辱性惩罚不仅仅针对当事人，更是扩散至对整个社会其他人的威慑。《水浒传》中林冲刺配沧州府，其中的“刺”就是在犯人脸上刺字，还有游街示众和带枷示众等。这种羞辱性质的处罚，在西方也不少见。在德国犯罪学博物馆中就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羞辱刑，诸如对那些有婚外情的女人和不上教堂的信徒，会在公共场所挂上各种耻辱标志。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刑罚逐渐更注重人道和人权，认为罪犯也是人，应该受到人道的对待，而羞辱刑是一种“非人”的处罚。此外，有人认为羞辱刑中的道德谴责，在面临一个人“不要脸”的时候，似乎并无太大的效果。而且，羞辱刑的存在容易使犯罪人陷入一种道德非难中不可自拔，形成破罐子破摔的结果，刑罚的矫正功能就难以实现了。

　　尽管羞辱刑被认为是一种不文明的处罚方式，但是通过消减名誉的方式进行处罚并没有完全消失。当现有的刑罚方式不足以真正地改造罪犯时，人们就会重新想起羞辱刑。诸如在美国，有的地方的法官会判处犯人在家门口或附近的公路旁悬挂“注意！这里住着一个暴徒，过路人需加倍小心”的警示牌，并规定展示的时间。在俄勒冈州，骚扰妇女儿童者，会被法官判处在两家报纸上刊登包括有其姓名、照片及犯罪事实的道歉广告。在我国，备受人们关注的将“老赖”的信息在电子屏上滚动播出的做法，也与此类做法有殊途同归之处。羞辱刑的难以彻底消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刑罚本身需要具有一定的道德谴责性，纯粹的监禁是否能够矫正罪犯往往容易引起疑虑，尤其在再犯率高的时候，人们会更寄希望于羞辱刑带来的道德压力和谴责。但是，人们在强调羞辱刑的道德震慑性时，往往会忽略羞辱刑发挥作用的场域限制，道德威慑力更多地发生于熟人社会或社区。

　　在现代社会，处罚或刑事处罚要具有基本的人道基础，单纯地寻求道德威慑的力量，不仅仅有违宪法的人权保障，也不一定会有很好的社会效果，所以羞辱性处罚的适用要慎之又慎。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