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为司法办案赋能

　　73.04%的刑事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平均周期减少4.5天，当庭宣判率93%；认罪认罚案件适用率82.03%，上诉率仅为1.56%——这些办案数据，是重庆检察机关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工作交出的答卷。近日，记者走进重庆市检察机关，实地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何为司法办案赋能的故事。

　　提升效率：司法办案实现繁简分流、快慢分道

　　“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没想到会这么快。”2017年5月23日，一天之内，多起醉驾案件在重庆市江北区交巡警支队刑事速裁法庭一审宣判，不少被告人表示快得有些“意外”。

　　为有效提高司法效率，应对醉驾案件高发带来的办案压力，该区公检法三家在当地交巡警支队联合设立集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开庭审理功能于一体的刑事速裁办案中心。

　　在这里，案件从立案侦查到提起公诉，再到当庭判决，最快只需两天时间。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前，从头到尾“跑”一遍司法程序，可能需要一两个月。

　　据了解，重庆市三级检察机关普遍推行公安机关相对集中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相对集中提起公诉、法院相对集中开庭审理的“三集中”工作机制，实现认罪认罚案件批量化办理、全流程提速。

　　为适应这种集中化的办案模式，重庆市合川区检察院成立“轻刑办案组”，配备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各一名，专门办理盗窃、故意伤害（轻伤）、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等4个罪名的轻刑案件。

　　“办案组承担了全院一半的案件量，办理一起案件平均不到10天，最短1天。”合川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实现了检察环节的繁简分流，让“繁案精办、简案快办”水到渠成。

　　“在审查报告书等文书制作方面，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更为简化。”重庆市检察院检察一部主任孙琳表示，办案负担减轻后，检察官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办理疑难复杂案件上。

　　统计显示，2018年11月至今年6月，该市检察机关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14397件，适用率82.03%。同期，已判决案件上诉率仅为1.56%。

　　精准量刑：统一规范量刑标准

　　“建议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日前，在重庆市合川区法院立案庭，翻开检察机关刚刚移送的案卷，里面夹着一份确定型量刑建议书。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前，这类精确到‘点’且明确列出附加刑、缓刑适用的确定型量刑建议几乎看不到。”合川区检察院检察长杨洪广表示，从“幅度”到“确定”——两字之差，意味着质的飞跃。

　　开展试点以来，量刑建议“虚”而不“实”、“粗”而不“精”的现象得到根本改变。数据显示，2018年11月至今年6月，重庆检察机关发出的确定型量刑建议占比达64.24%。

　　“检察官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其实，刚接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少犯罪嫌疑人心里在‘打鼓’”。孙琳表示，检察官们用实打实的办案数据打消了犯罪嫌疑人的顾虑：2018年11月至今年6月，重庆检察机关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中，有90%以上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审判环节一般不会改变量刑建议的内容，这就给嫌疑人非常明确的刑罚预期。”孙琳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逐步深化，置身其中的检察官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庭审对抗性在下降，而自愿认罪认罚的“分量”日益上升。这一降一升，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审前主导作用彰显出来。

　　进入操作层面，如何才能做到精准量刑，拿捏好从宽尺度？孙琳介绍，根据认罚的不同环节，可以在不超过40%的幅度内调节基准刑。重庆市检察院经与重庆市高级法院协商，明确将“认罚”作为单独考量的量刑减让情节，确定了认罪认罚越早从宽幅度越大的基本原则，统一规范量刑标准。

　　“我们还建立了内外部量刑均衡机制，确保对类似案件提出的检察建议基本一致，避免同案不同判。”孙琳表示，由于采取上述措施，重庆市检察院确定型量刑建议获采纳率保持在95%以上。

　　权利保障：激活认罪认罚自愿性、主动性

　　“同监室还有一个盗窃数额和我差不多的，才判了一年零二个月。量刑还能再轻点吗？”2018年11月，在永川区看守所的一间提讯室，面对犯罪嫌疑人王保（化名）提出的疑问，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建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他此时的身份是一名值班律师，在纸上写写算算，边写边说，耐心解释着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合理性。最终，王保放心地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后，律师作为第三方，最重要的职责是确保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唐建表示，做到自愿适用、充分协商、理性认同，才能真正案结事了。

　　孙琳介绍，值班律师主要为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代理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情形申诉、控告，并就嫌疑人的合法合理诉求及时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这让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有“兜底”。

　　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大优势在于：既可以有效激励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悔罪，也有利于取得被害人谅解，促使双方减少对抗、修复关系，达到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

　　“取得被害人谅解，是从宽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合川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刘永宏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鼓励嫌疑人主动赔偿具有特殊价值。

　　2017年9月，在合川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陈某采用电信诈骗手段，累计骗取19名被害人4万余元，但在案件侦查环节仅赔偿了1万元。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在检察官的讲解下，他自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接受“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的量刑建议，并退赔了全部诈骗金额。

　　此外，当遇到重大疑难的有组织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往往能成为检察官手中“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奇招利器。

　　“他说毒品卖了之后，利润分我一半。”在一起贩毒系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强（化名）在侦查阶段隐瞒了幕后的主犯。提讯时，借助认罪认罚从宽“攻心计”，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官不仅说服其指认共同贩毒的主犯李刚（化名），还提供了两名关键证人，最终得以成功追诉。

　　原本拒不认罪的李刚，在检察官出示核心证据，释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好处和不认罪可能的后果之后，李刚也选择认罪认罚。随后，李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