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让快递员下了跪？

　　寄送芒果，被指少了一只，快递员赔偿一箱芒果甚至给客户下跪道歉也不行？6月10日，山东圆通业务员聂女士被连续投诉，导致公司扣除其2000元工资。当地警方出面为其出具证明，认为该事属于恶意投诉，建议圆通公司将投诉人及其家人列入服务“黑名单”、退还被扣工资以及对聂女士予以表扬和奖励。投诉者对民警开证明的做法不服，表示将申请行政复议。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是陶渊明在送给儿子一名佣人时，在信中嘱咐儿子的话。两天来，由民警签名的这份证明火了，诸如“史上最强证明”“霸气证明”“最强守护者”的评价风行于网络和朋友圈。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赞美可看作是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的一种有力回响。当然，对于这份证明，投诉者有申请复议的权利，此事可能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但是，仅仅因为一只芒果，至于让快递员赔了一箱乃至下跪都得不到谅解吗？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深思。

　　首先值得探讨的是快递公司的管理制度。快递员不慎造成快件开裂，少了一个芒果，受到客户投诉，客户声称不再接受圆通快递服务。对于这样一个技术失误，快递员到底该承担多重的处罚呢？快递员先是买了一整箱芒果赔偿给客户，客户收下芒果后又以别的原因再次投诉。快递公司便扣除快递员2000元工资，并且据快递员说，如果自己再被投诉，将被公司开除，这才有了后面的上门下跪道歉。这里先不论公司的处罚规则是否过重，仅从将不再投诉当成员工不被开除的必要条件，这个规定本身就没给员工的人格尊严留下必要空间。更怪异的是，在收到派出所的证明后，快递公司又表示，该快递员所在网点已免除因投诉引起的处罚，并对快递员进行了慰问。那么，到底是公司规则有问题，还是规则的执行存在偏差？

　　同时应当指出，这绝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法律确立和保障着每个公民的人格尊严，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让“人是目的”的观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当代社会，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每个相对人简化地看成他的社会角色与具体功用，淡漠了他人作为“人”的丰富性和平等性，从而也就很难做到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例如这位投诉者，如果他能将快递员看作一个和自己一样有尊严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仅仅看作一个快件搬运工，可能情况就会好很多。

　　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法律的良好引领，需要普法工作的长期默化。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多数学者主张的“人格权独立成编”，尽管在立法技术上尚有可探讨之处，其价值取向则是值得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