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签弩”引发悲剧寻找法律层面解决方案

　　“从证明‘谁卖出、谁赔偿’，调整为‘有销售，即赔偿’。使得民事维权途径畅通，违法者被追责易行，促使商家内心强化保护未成年人的自律，对于可能危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不敢想、不敢为，有效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事前预防。”

　　我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也许正是这份教师的责任，让我对于儿童保护工作更加关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我的建议就与儿童保护有关——《关于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增设条款，优化危险产品伤童归责原则的建议》。

　　“牙签弩”案件引来广泛关注

　　一次，我和记者朋友聊天时，听说了“牙签弩”案件。“牙签弩”是一种典型“三无”危险玩具，是一个手掌大小的微型弓箭，以金属弓弦发射牙签而得名。包头“牙签弩”案件当事人——9岁的刘某，因不慎触动所购买的“牙签弩”发射装置，射伤自己，造成左眼残疾。刘某父母找寻销售者时，对方矢口否认。后在律师援助下，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个小小的牙签让孩子失去了一只眼睛。我的心情倍感沉重，希望自己能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上做点事情。因此，我始终关注着该案的进展，并做了细致的调研工作。

　　2018年10月23日，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法院开庭审理“牙签弩”伤童赔偿案件。判定“牙签弩”销售方赔偿原告各项损失8.9万元。案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开庭情况及一审判决被《人民日报》、央视网、《法制日报》等上百家媒体、网络平台广泛报道、转载，新浪微博热搜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有820余万名网友关注“牙签弩”案件。

　　案件办理凸显未成年人保护薄弱环节

　　案件开庭后，我与稀土高新区法院院长、当事人律师和主审法官都进行了多次沟通。也了解到，包头“牙签弩”案件中，在销售者矢口否认后，行政监管部门因证据不足无法追责，刘某父亲曾萌生报复销售者家庭、同归于尽的想法。也了解到，刘某父母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经济基础薄弱。孩子受伤后，治疗费及矫正孩子身体残疾和心灵创伤的长期、隐性支出，让这个家庭入不敷出。

　　未成年人案件中取证难与维权难引发了多个法律部门的思考。作为一个法律门外汉，我一方面向法律专家咨询，一方面阅读大量的法律书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的发展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经过与各方面的磋商，我们认识到，由于刘某“牙签弩”案件中自伤的典型性，使得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存在的薄弱点和法律焦点问题得以凸显，法律焦点问题有二：第一，法律追责举证难，幼童维权望而却步，违法者无所畏惧；第二，民事维权途径不畅，违法商家漠视良知和道德自律，行政监管防不胜防。

　　所以，有必要通过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增设条款，优化追究生产、销售危险产品（包括食品和物品）行为者的归责原则，调整伤者举证证明标准，降低举证难度，畅通受害儿童家庭的民事维权途径，确立销售危险产品行为者承担有条件的、连带赔偿机制，通过销售端自律、自查、相互监督，最终实现没有销售、没有市场、没有生产、没有危害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

　　建议修法降低民事维权门槛

　　我用近半年的时间，先后到法律相关部门进行了5次调研，与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们都进行了沟通，建议写成后，又请各方审核把关。最终提出在侵权责任法中增设条款：“因销售有害于未成年人安全和健康的产品，造成未成年人损害的，难于确定具体侵权人，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以外，由可能加害的销售者共同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可以向生产者和产品的提供者进行追偿。”

　　针对性立法有助于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调整民事维权的举证证明标准，降低伤者民事维权门槛，从证明“谁卖出、谁赔偿”，调整为“有销售，即赔偿”。使得民事维权途径畅通，违法者被追责易行，促使商家内心强化保护未成年人的自律，对于可能危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不敢想、不敢为，有效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事前预防。

　　针对性立法有助于社会公众信法守法。“牙签弩”伤童事件发生后，能否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追责，需要遵循现行法律的规定。满足条件，则得到司法机关支持；不满足条件，则不会得到司法机关支持。但是，这样的事件，在每一个家长心中都会进行道德审判。当道德审判结果与司法审判结果不一致时，家长群体就会觉得法律弱化、无力，进一步导致对法律的信赖降低，进而使得家长群体要求自己守法的自觉性降低。家长群体不信法、不守法，将严重危及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因此，针对性立法，有助于通过畅通民事维权途径，让司法维权结果贴近于家长群体的内心判断和期望，让家长群体深刻感受到法律的力度和力量，建立对法律的信仰，自觉守法、用法。

　　在调研中，我还了解到，进行针对性立法，我国有先例可循。几年前，以楼上掉花盆为代表的高空坠物侵权类案件，由于事发突然，死伤者无法举证“花盆”来源，曾导致司法判决结果不一。2009年，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将这类案件以第87条进行了明确规定。针对性立法后，多地物业企业张贴告示，普法并告诫高楼住户自律，使得伤害事件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