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中国第一位法科毕业生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曾经支持过主战派的光绪皇帝试图寻找一条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道路。办一所西式大学，培养一批“新人”，成为了他的心愿。而这时，对“储才兴学”十分有见地的盛宣怀恰巧上了这一奏折。盛宣怀曾鼎力协助李鸿章，在天津发展洋务。1895年9月19日，他通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昭上奏光绪皇帝，希望设立一所新式学堂。10月2日，光绪皇帝在奏折上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明确了设立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的基调。

　　这所学堂原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校址在天津大营门外的梁家园。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学堂创建后，由盛宣怀亲自任督办兼名誉校长。北洋大学堂以近代的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育模式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创建之初，北洋大学堂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学制四年，分基础课和专业课。二等学堂相当于预科，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专门招收13岁至15岁学生入学。

　　这所大学的学生生源，多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任课教师多为中外硕学鸿儒，尤以美、日、英、法、德、俄学者任主课，教材也多采用外文原版。此外，北洋大学堂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保证能够实现培养高层科学人才的目的。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当时北洋大学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不相伯仲，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因而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北洋大学堂从189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其中资送出国52人（不包括自费留学生）。学堂为中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奠基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对采矿、冶金、土木、水利、机械工程、铁路交通、财政金融等事业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然而有趣的是，这所理工见长的学校的第一位毕业生却是法科毕业的王宠惠。

　　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十分注重对于子女的教育，不仅为他们聘请家庭教师讲授儒家经典，还适时地把他们送入西式正规学校学习。王宠惠幼年入圣保罗学校学习“西学”。课余时间，其父聘请当地的儒学名家周松石给王宠惠讲授国学典籍。10岁那年，王宠惠入香港皇仁书院继续攻读英文课程，同时国文学习也始终未曾放松。

　　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开始了第一次“全球招生”。刚刚15岁的王宠惠在香港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法科学生。聪颖勤奋的他在四年的学习中成绩也始终十分优秀。

　　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王宠惠和其他第一届北洋大学堂“新式大学生”即将毕业。他作为北洋大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最优等生，由“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禄亲自颁发考凭（即毕业证书）。考凭上写着“钦字第壹号”——因此他所持的文凭被认定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而文凭的持有者王宠惠，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毕业后，这位学霸没有止步。次年王宠惠凭借在北洋大学堂的优异成绩，前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旋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通过律师会馆的训练考核，获得了英国律师资格。王宠惠的其他语言也非常了得。自耶鲁大学毕业后，王宠惠赴欧洲进行比较法研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在柏林，他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翻译工作。因翻译品质出众，该书旋即在伦敦由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

　　其实，在王宠惠翻译《德国民法典》之前，已经有不少英译本问世。但这些译本或多或少存在纰漏缺陷，而未被法学界广泛接受。而王宠惠的译本一出，很快就受到国际法学界的好评，并迅速成为欧美各大学的通用教材。《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奠定了王宠惠在西方法学界的学术地位。特别是，这是由一个东方人完成的从德文本到英文本的翻译，这在当时的西方法学界引起了轰动。

　　一位传记作家是这样描述的：“书印成以后，不到两个月就轰动了，被学者专家公认为是翻译文中最上乘的……英国各大学都采用王宠惠的译本作为教学通用本，加上有一次英国的法院审案子，要引用他的译本中的按语作判决的根据，且事先写信到柏林，征求他的同意，他也回信同意了。王宠惠的大名便不胫而走，不光是在欧洲留学的中国人，连黄种人都引为莫大荣誉。”1911年9月，王宠惠结束了在欧美国家9年的学习和研修，30岁的他在启程回国的时候，已经是蜚声国内外的法学名家——当然，他后面的人生更为精彩，曾官至总理，这里按下不表。

　　说回他翻译的《德国民法典》。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专门向王宠惠表示他的敬意。原来，王宠惠以英文翻译的《德国民法典》出版之时，正值尼克松出生。而后来，尼克松上大学，所用的教材就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一个中国人，能以英文翻译德文的作品，并赢得以英文为母语的英美人如此的尊敬，也确实配得上“中国第一位法科毕业生”的名号，直至今日犹值盛赞。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