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记者

　　不知不觉，做记者已有两年零四个月。刚来理财周报时，我记得有前辈跟我说过，做记者，两年是一个坎。而如今，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地迈过了那道坎。

　　在这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我时常会反问自己：你还有新闻理想吗？其实很多朋友劝我，你何必纠结，你可以简单地只把它当做一份工作。但是6年的新闻教育，让我对这一点有着旁人理解不了的偏执。

　　作为“科班出身”的我，走新闻这条路，看来是顺其自然，实际也曲折迂回。

　　一

　　感谢我的父母，在那个父母还习惯于替孩子指路的年代，尊重了我的选择。我填了两个专业，律师、新闻。据我了解，全班70余人，我是唯一一个填写新闻专业的人，在同学和老师眼中，这似乎是一个前途并不明朗的职业。

　　我有过动摇。在研究生的那两年，“新闻民工”这个词汇，沉重地压在了每个新闻系学子的头上。市场化媒体不再是毕业时一个体面的offer，取而代之的是公务员、国企、机关报。尤其当你还是个女生，记者，甚至被视为是一个最差的归属。

　　庆幸的是，摩羯座的执着帮了我，我不甘心把“南方系”情节就此深埋入土。《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这些我剪报本里至今还保留的报纸，我很想去看看他们的真身。

　　总得在媒体行业混迹几年，才对得起那六年。但那时我不敢保证，我不是一个过客。

　　二

　　我承认，最初我选择《理财周报》，只是因为我想做财经新闻，此前我并没有对其进行过研究，也完全不清楚理财是什么风格。

　　去报到前，少不了一通恶补。手里拿着一份《理财周报》，心理是无数个惊讶。居然会有报纸卖6块钱，居然会有报纸会有US这样的板块，居然一个记者一周能写3篇深度稿，这些都超出了我此前对报纸的理解范围。

　　第一天去总部报到，恰逢周一开选题会。我穿着连衣裙，扎着马尾，安静地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听着大家嘴里蹦出一连串我听不懂的词汇：基金、券商、股票、现金流、应收账款，越听越蒙，越听越怀疑自己，连介绍自己的时候都是瑟瑟发抖，语无伦次。

　　一年后，总部的汪老师再次见到我，感叹说，当初清纯的小姑娘，如今已迈入熟女行列。罗老师委婉些，说，姑娘，你长大了。

　　三

　　2011年9月5日，在北京金融街国企大厦4层，我见到了滕晓萌。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声音婉约的女子，会在我日后的工作中，给予我如此大的能量，总能敏锐地在我想退缩的时候，拉住我。

　　“新闻系出身”，有时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比如，你能想象一个连主板和创业板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人，去做上市公司报道吗？

　　还好罗老师告诉我，没关系，我们愿意在白纸上作画。

　　压力，仍然是前所未有的压力。研究生这个名头，已经成为我的负担。尤其是当我知道我口中喊的“小朱老师”，居然是一个88年的小孩。我的年纪，已经不愿再等我慢慢来。

　　一开始，我被安排做公司新闻。年报、财务报表、净利润、营业收入、现金流、应收账款，这些陌生的词汇一股脑地蹦出来，让我应接不暇。甚至拿起电话，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

　　第一个独立操作的稿子是《庞大花光60亿再发债38亿》，那时不光是对财务运用，对汽车经销商的模式也是一窍不通。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券商分析师了解情况，请教那些财务关键词都代表什么，然后不分白昼黑夜地把同行报道翻出来，寻找突破口。

　　闲聊的时候，经营的同事笑说，你电话采访时，全办公区都是你的声音。继而问我此前在哪个媒体工作，我说我响当当一枚大龄应届毕业生，他说不像。其实他不知道，我习惯于用音量来掩饰内心的慌乱。

　　将近有半年的日子，我不曾跟同事一同吃午饭，习惯于在铺满报纸的办公桌上，边吃饭边看材料。

　　那段日子，我的生活很简单。来回于单位和一间十平米的房间，每天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一天给自己定了上、中、晚三班。那时候，虽然床小，但睡得十分安稳。

　　四

　　怎么找选题，我用大半年时间都在头痛这个问题。上千家上市公司，不计其数得的公告，如同无头苍蝇，完全找不到方向。

　　第一次蜕变是被派到河北曹妃甸工业区调查中粮屯河的精炼糖项目。第一次出差，真正体会到调查记者的艰辛。

　　曹妃甸工业区，渤海里的一座小岛，岛上居民习惯把这里熟悉的地片儿称作为“加”，零加、一加、二加……每加相差一公里。

　　由于地处偏远，很难找到住宿，所以三天时间里，我每天来回于曹妃甸工业区和唐山市。每天吃早饭时都多买一个饼，装在书包里，当做午饭。

　　我跑了两天，包了两辆车，一遍一遍地打听，在土路上一遍一遍地折返，几近晕车状态，连出租车司机都劝我放弃，我仍然坚持，终于找到目的地。

　　我开始渐渐懂得，从哪些途径，可以看清楚一个公司，了解透一个项目。

　　接下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到通化调查通化金马毒胶囊事件，在门口苦守3天未能入门， 截稿前5小时终于接到董秘电话，真心体会到什么叫柳暗花明；在长春调查长春高新艾滋病疫苗项目，在多方拒绝采访的情况下，执着地用蹲守的方法等到项目负责人。

　　第二个蜕变，是2012年5月，带我入门的师傅任家河离开，我大哭一场。还没有习惯离别的我有点不知所措，这也意味着我要独立承担一个条线，不会再遇到问题时可以转头向救星求助。

　　也就那时开始，我觉得我开始真正成长。那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无论几篇稿子，周三前必须完成全部采访，周五中午前交稿！采访无论是否事先联系好，只要到现场肯定有收获。几个月下来，我的体重径直掉到95斤。

　　那个时候，我的重心开始偏向券商。经纪业务、投行、资管、自营，这些以前偶有涉及，但又浮于表面。

　　成熟一点的我很明白，做机构，最重要的就是资源。

　　每接触一个新的领域，就如同再接受一次炼狱般洗礼。没有资源，我只能不停地参加各种活动，疯狂交换名片，然后一个个发短信约见面、求指点。连睡觉时我都会琢磨，什么样的交流方式，才能让别人不拒绝我，直到接受我。

　　我曾经不只一次在晓萌姐面前怀疑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涅？”她总是很有耐心地安慰我别着急，并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我：你的问题就是不够自信。

　　我承认，我有女汉子的外在，但却缺乏一颗强大的内心。于是，我经常用“京城名记”来鼓励自己，用“美貌”来麻醉自己，游走于圈子与圈子之间，也渐渐有了我的圈子。

　　五

　　第三次蜕变，我感谢罗老师，给我指出了入口。之前报纸极少涉及关于证监会的报道，罗老师问我：小蕾，你有没有野心。

　　接下来四五个月的时间，每周一篇，就连休假的时候都没有间断。从交材料、见面会到发审会，再到后面的复盘IPO财富核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像制作电影一样要形成一个个片段。

　　有好几次，我引以为豪的韧劲差点被击溃，我惧怕每周重复给几个采访对象打电话，小心翼翼地琢磨着他们的态度，也曾被他们不耐烦的回复折磨得失眠。

　　《紧急14天：独家复盘首批IPO现场检查全过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怎么会有企业，愿意跟记者分享被检查的过程呢？二十几个电话，5封邮件，无任何收获。

　　又是一次绝处逢生。截稿前一天下午6点，公司的一封邮件、一个电话解答了我所有的疑问。

　　要真心感谢那些尊重记者的人们。

　　从家河走后，直到现在，已经有3名同事相继离开。我渐渐学会怎么面对这种离别。有时候自己难免也会想，能否打破两年魔咒，还能坚持做下去？

　　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地方有种魔力，让你又爱又恨，不能自拔。它的魔力在于，总能给你一次次突破自己，创造奇迹的机会。

　　最后，我想对自己说，继续做记者，坚持做记者，接受下一个两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