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权力寻租的标本－－部分省市水利系统腐败案件追踪
２０１４年以来，贵州省水利厅厅长黎平、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文林先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随着纪检机关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省市水利部门被曝光的贪腐案件令人震惊。
在人们的印象中，基层水利系统属于“清水衙门”。然而，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利建设项目增多，而这些项目从上马到完工，大都与水利部门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有关。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以至于某些地方水利系统弊案频发。
从局长到出纳，层层开展攻关
近几年，小农水Ｕ型槽工程承包商杨某因为水利工程建设发了财，和他一起“发财”的还有江西某县水务局的一批领导干部。
２００９年，杨某结识了江西某县水务局副局长唐某，了解到他分管农田水利建设，于是认为自己发现了“商机”，逢年过节便以各类礼品向唐某展开“真情”攻势。
唐副局长很快明白了杨某的“用心”，作为回报，手握审批权的他轻易为杨某承揽了一些水利工程。
工程揽下来了，但施工开始后，还要经过工程验收、工程款拨付等多道关卡。为了顺利通过工程验收，杨某又找到县水务局总工程师张某，同样是“提钱开路”，搞定了张总工程师。
此后，他用类似手法逐一“打点”工程各个环节的“关键人物”，短短两年时间，唐副局长和张总工程师分别接受贿赂７次和８次，而杨某的水利工程自然一路“绿灯”。
今年２月，唐副局长和张总工程师因受贿罪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这是一起较为典型的水利系统贪腐案件。”当地办案人员说。
贵州省黔西南州检察院副检察长冯剑平认为，目前水利系统窝案、串案多发，其涉案人员之多、范围之广，令人震惊。行贿人员大都“用钱铺路”，上至局长、监理，下至出纳、保管员，逐一“打点”，堪称集体权力寻租的标本。
据了解，２０１３年贵州省黔东南州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水利系统窝案、串案涉及５县３３人，其中受查处的包括州水利局副局长１人，县水利局局长５人、副局长３人，涉及公务人员１７人。
另据了解，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３年，江西抚州检察机关查办水利系统窝案、串案２１件，受查办的涉案人员２４人，其中县级干部４人，科级干部９人。
单次受贿少，累计受贿多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程关松认为，一些水利系统的弊案大都集中在农村小水利建设项目上，其特点是工程规模小、资金数额少，大型工程公司通常对此不屑一顾，一些资质差的小型水利工程公司乘机进入这一领域。
“农村小水利建设点多面广，相对比较分散，仅江西一省就分散在近百个县、上万个村。”当地办案人员说，水利部门一些腐败分子正是利用这种特点，在每一个小水利工程上“小宰一刀”。
例如，贵州一少数民族自治州水利局冯某几年内收受贿赂１１０多万元，这些赃款来自３２人６９次贿赂，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
“一些小水利工程项目金额不大，不容易引起国家重视，但由于作案时间长、次数多，每个项目都可以吃、拿、卡、要，单次受贿少、累计受贿多，最终成为巨贪。”程关松说。
肥了“蛀虫”，苦了百姓，由于贪腐等原因，一些水利工程质量下降。２０１３年６月，记者在黔东南州黄平县看到，库容为１２万方龙井水库库底开裂已经干涸，成为病险水库，再加上时值大旱，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出现困难。据统计，仅“十二五”期间，贵州就有４座中型、４００多座小型水库纳入国家病险水库规划。
三道防线失灵，亟待加强监管
一些地方水利系统弊案频发，问题出在哪里？据办案人员分析，主要原因在于自我监督、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管三道防线的失灵。
一是自身防线瓦解。“收钱的时候我也犹豫过，当天就把钱退回去了。”贵州省雷山县水利局局长金某第一次接到６万元贿款时并没有动心，但对方第二次将钱送来并表示只是一点“小意思”，金某这才将钱收下，以至于一发不可收拾并最终身陷囹圄。
“从水利系统的贪腐案件来看，行贿人员大都以‘温水煮青蛙’方式慢慢瓦解一些官员的自身防线。”冯剑平说，一些官员开始时抽别人一包烟、喝别人一瓶酒，久而久之，小钱变大钱，小贪变大贪。
二是“一把手”权力过大。黔东南州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说，从当地查办的５个县水利局“一把手”案件来看，工程项目建设基本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班子成员互不监督，单位干部职工对于“一把手”交办的违规事情不敢不办，有时还帮助其违法乱纪。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我国许多部门是行政首长责任制，或者是分管领导说了算，这可能导致行政执法权和审批权沦为个人特权，因此有必要将一些水利工程建设内容、程序、要求等向社会公开，让监管和审计部门对此项目“心中有数”。
三是基层纪检监督难度大。办案人员认为，基层纪检监察机构与党委政府“一个锅里吃饭”，监管力量有限和话语权缺失比较明显。
“我虽然是纪委书记，但也是党委班子的成员，怎么敢不听‘一把手’的话？”西部一位乡镇纪委书记说，基层纪委同级监督比较困难，除非相对独立或实行垂直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