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蹊跷”的盗窃案

　　我是1978年参军入伍的，一路从战士做到正营职参谋，在部队整整干了20个年头；1999年转业到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检察院，如今也整20年了。

　　刚转业到检察院的时候，我已经年近40了，以前也从没接触过法律工作，但我骨子里还是不甘心捧着“铁饭碗”混日子。尽管年龄比较大，记忆力不能跟年轻人比，但我还是挤出一切时间来学习，咬着牙愣是把司法考试考过了，然后就申请调到公诉岗位工作。也有人劝过我，这么大年纪了，瞎折腾什么？可我总觉着，没有当过公诉人，哪好意思说自己是检察官？

　　如今，我从事刑事检察工作也有15个年头了，也办过一些大要案，但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刚走上公诉岗位不久经办的一起“蹊跷”的盗窃案。

　　那是2008年的事了，被害人陈某家中平白遭窃，一楼商店丢了50条香烟，二楼卧室又少了1000多元现金，案值总共6000余元，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因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案件很快告破，犯罪嫌疑人褚某落网。

　　讯问中，褚某一见到我们就忙不迭地喊冤。我反复阅卷审查，越发觉得疑点重重：在侦查阶段，褚某的两次供述虽然大体一致，但细节却多有破绽，经不起推敲。在回答“盗窃得手后如何离开现场”时，褚某先是说“院内门未锁，自己捧着香烟箱子出去了”，后又说是“自己撬门出去的”，内容大相径庭。其余细节方面，如盗窃现金的数额、先偷香烟还是先偷钱等问题，褚某的供述也多有矛盾。

　　结合被害人陈某反映的情况，本案更是疑点颇多。陈某说，自家菜刀本来放在店内西窗台上，案发后却到了办公桌旁边的方凳上，整个现场没有发现脚印，小偷应该是没有穿鞋或者将鞋藏在别处，但在侦查期间的讯问中，褚某对菜刀、鞋子放置的位置等问题丝毫未提及。更让陈某哭笑不得的是，小偷得手的晚上，还在自己的店里喝了一盒牛奶，但如此经典的“桥段”褚某也只字未提。此外，现场除了货架上的香烟被偷，在一楼边角柜子里的香烟也被盗了，但褚某似乎只知道货架上香烟被盗的事，而公安机关提取到褚某指纹的那批香烟，恰恰是放在边角柜里，而并非是货架上的。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实地走访了案发现场，发现了更多不能排除的疑问。首先，陈某家的院墙上布满防盗的玻璃碴，院墙很高，与我同行的副检察长王健身高1米8有余，伸长了手也只是触到院墙边沿，巷子又很窄，助跑空间不够，像褚某那样的小个子，是如何爬上去且不留痕迹的？褚某是否被玻璃划伤？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又测算了下，褚某供述中所称的车辆停放位置距案发现场足足有300米远，他又是如何捧着装有50条香烟的纸箱，穿过长长的弄堂小巷来到车旁，又确保不被人看见？

　　晚上，我再次来到案发现场附近，模拟当时的情境。陈某家左右邻居住户成南北一线排开，大门均朝东，关上卷帘门后，根本无法判断谁家经营香烟，褚某若有心作案，按说事先应该踩点确认，有所针对。但陈某告诉我们，案发后，褚某在白天指认现场时都找错门了，难道是随机作案，恰巧就偷到了开香烟店的陈某家中？这显然不符合情理。

　　经过全面细致地审查，我认为褚某的供述内容与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降低了褚某作案的可能性。但是，那枚现场提取到的指纹该作何解释？后经了解，这枚指纹是从遗留现场的香烟包装上发现的，而并非从案发现场的其他固定物体上提取到的，这只能证明褚某曾经接触过该香烟包装。而事实上，提取到指纹的那批香烟是陈某与泰州的烟贩子吴某换的，“无巧不成书”，在吴某平时收购香烟的店里，其中一家恰恰是褚某的母亲开的，褚某说自己平时也会在店里帮忙，这显然无法排除褚某曾接触过该批香烟的可能性。

　　虽然这起案件确实给被害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犯罪分子固然可憎，但我们公诉工作的原则和底线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人。最终，我们对该案作出了存疑不诉的决定，褚某恢复了自由。

　　案子虽然“蹊跷”，但细想之下，检察官如果不能认真审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很有可能就会办错案，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也是对我的一次教育和警醒，在此后的检察生涯里，我始终兢兢业业，努力把经手的每一起案件办对办好，不留下任何疑点瑕疵。

　　如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促使我们严格证据标准，提升办案质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体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一定会更加完善，“法治中国”也会建设得越来越好。